利在长远

　　东盟建议与中国挂钩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助于克服东盟的脆弱性。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推行的经济一体化与欧盟及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相比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东盟之所以采取推进经济一体化的措施，是东盟国家在变化了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出于确保政治和经济安全的需要，而非仅为建立东盟内部市场以抗拒外来竞争，因此东盟在1967年8月成立以来，主要的成就是在外交与安全方面，经济表现一般。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东盟成员国的经济脆弱与缺点，而且也使东盟面临经济增长后势乏力的困境。随着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原本复苏无力的东盟经济又备受打击，出口制造业剧烈萎缩，外资流入迅速减少，区内经济合作也陷于停顿。

　　东亚经济体普遍出现90年代后半段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90年代的平均水平要低，而90年代的平均水平又比1980－1999年的平均水平低一大截，经济增长后势乏力的现象。其中，只有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速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在2000年已是东盟的第6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将大大加强。利用自由贸易协议跟中国的经济挂钩吸引外资、稳定货币、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抢先获益，既可助东盟解燃眉之急，又可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种取长补短的作法，不仅可以帮助东盟走出艰难，还有助于在东亚形成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保持平衡的力量，应付这些外来地区的经济挑战，防止东盟的声音在经济全球化中被逐渐湮没。

　　而对中国来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更多的是利在长远。建立区域内部市场可以抗拒外来竞争，这是一方面。此外，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日本为雁首的东亚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雁阵已经瓦解，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为西部开发战略提供助力、抵御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发展带来的贸易内部化对中国出口市场的冲击，而且有助于中国在东亚的国际分工中构建新的中国处于前位的雁阵，从而形成并加强新的中国与东亚的互动增长关系。

　　与APEC组织不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还把政治目标作为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内容。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机制有利于双方改善其地缘政治环境，促进南海主权纷争的解决，打击跨国犯罪活动，促进环境污染治理，遏制非法移民以及国际毒品走私活动等等方面的非经济合作。有利于双方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的支持，使区域安全更有保障。

　　面对挑战

　　中国和部分东盟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中国和部分东盟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今后的一个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自由贸易区成立的步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前实际存在3个时间表。由于东盟有6个成员（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和中国同时又是APEC成员，按照APEC的贸易自由化时间表，这些国家在2020年前将实现贸易自由化。依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前的进展，在未来10年内实现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自由化，对所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时间表。此外东盟内部还有一个自由化的时间表，也就是在2010年建立东南亚自由贸易区，2018年之前区内贸易关税降为零。但这个时间表对东盟成员是区别对待的，东盟老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自由化进度较快，东盟新成员相对落后，自由化进程也相应落后。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个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在100倍以上，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合作的目标和承受能力也不尽一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如果他们促进自由贸区的步伐跑得太快，其他经济比较落后的成员国跟不上，自由贸易区合作将难以深入开展。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最终时间表安排上的妥协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过程中的一个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