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世界经济史，人们不难发现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大多出现在东亚地区。自50年代开始，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逐渐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由日本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动力”，迅速波及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在产业领域形成“国际水平产业分工体制”，于是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相继起飞成“龙”，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80年代至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亦加速经济发展，力争步入NIES群体。日本学者将这种经济依次起飞的模式称之为“雁行结构模式”。 一、 东亚经济发展的三个新变化
1997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经济增长不仅速度快，而且持续的时间长，人均产出增长一倍所用时间比发达国家短得多。东亚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造船量占世界70%）及最大的钢铁厂（钢铁产量占世界的40%）。家电产量即使不把日本计算在内，东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东亚NIES、东盟和中国的外汇储备早在1994年6月就已达346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欧6个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总和。如果加上日本的外汇储备（2000年末为3616亿美元），那么东亚现今业已是世界最大的“金库”，许多国家已把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注意力集中在东亚。上述情况改变了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东亚的经济规模、对外贸易和主要产品生产均已接近或超过世界30%的水平，这三个30%是东亚经济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亚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日本政府为阻止其经济恶化采取的财政赤字政策未能奏效，日本央行将利率降至接近零利率的低点，也未能使企业多融资、消费者多增加消费支出，引导经济步入以民间需求为主导的自律轨道。再加上景气对策失去效力，财政状况继续恶化，不良债权难以消除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10年”。去年底日本政府发布的年度报告已将2001年初制定的1.7%的增长目标修正为负1%，2002年度的增长目标锁定为“零增长”，而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则预测，2001年度和2002年度日本经济将连续两年呈现负增长。尽管如此，迄今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经济总量约为4.7万亿美元，人均GDP略高于美国，并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在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线通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以及在碳纤维、纳米技术等新材料领域都具有相当的优势，即使是某些传统产业也维持着绝对优势。因此，日本的经济潜力依然是巨大的。
第二个变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现时代，美、日、欧世界经济三大支柱，其经济同步趋缓或衰退以及日元大幅贬值，使东亚多数发展经济体继金融危机后，又再次面临经济灾难，呈现“四少”现象，亦即出口减少、投资减少、需求减少、就业减少，因此，2001年有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经济负增长，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仅维持在1-3%之间，与2000年的经济表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此次东亚经济遭受到的“寒流”，并不是由于货币投机者的狙击所致，其“病根”出在自身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一） 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导致经济剧烈波动
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贸易与投资的往来尽管日趋密切，但并没有摆脱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就日美贸易来说，日本对美国出口，1976年为156.9亿美元，1986年为804.6亿美元，1995年为1208.6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3.34%，38.47%和27.29%。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开始增加对区域内的投资，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美国作为日本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现在日本对美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0%。
东亚发展经济体不仅依赖于美国市场，也依赖于日本市场。有些国家对美日两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甚至超过80%，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不仅按照美、日消费者的爱好特点和市场的技术标准去组织生产，而且接受美日金融机构的出口信贷。因此，美日经济波动以及贸易保护的抬头，对东亚发展经济体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出口市场多元化及扩大内需是东亚多数国家经济调整与转型的必由之路。
（二） 债务结构不合理，不良债权难以消除
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国家通过调整外债结构，整顿金融秩序，改革金融体制，加强资金监管，较为有效地稳定了金融市场，缓解了不良债权的压力。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的不良债权依然十分严重，不少国家的外债负担甚为沉重，而且其债务主要是公司和银行而不是政府所借，因而清理债务的难度较大。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秩序整顿虽已进行，但较为迟缓，导致金融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未完全消除。调整债务结构，减轻外债负担及不良债权压力是东亚必须解决的结构问题。
（三） 未能摆脱严重依赖进口能源的结构性约束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都是“能源依赖型国家”，其能源在进口中有较高的比重。2000年，中国进口原油7600余万吨，突破亿吨的目标已为期不远。高油价被打入企业生产成本，必将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削弱出口竞争力。如果东亚的产业结构摆脱不了高耗能的制约，必然会拖累其经济增长。
（四） 技术创新不足，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教授克鲁格曼早在1994年就指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投入的大量增加和资源的惊人动员上，而不是建立在效率和知识提升的基础上，换言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由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不可能无止境的增加，因而只靠投入增加而没有提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陷入收益递减的结局，高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持久。克鲁格曼的某些提法虽说有些偏颇。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业已认识到东亚经济，特别是东盟和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换之中，而要实现这一转换，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极为重要的。从技术创新角度看，东亚经济发展的技术源泉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尽管日本在民用技术和应用技术等方面较有优势，但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研究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而使其经济发展显得后劲不足。
第三个变化是经过20余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已提前实现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初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开放经济，使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和“融合”，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水平。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已跃居为世界第6位。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今后的国际竞争已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竞争，而是更加着重于经济质量、科技水平、人力资源素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及影响的全面较量，亦即综合国力的竞争。2010年前，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略高于7%的水平，到2010年底，其经济总量将超过2万亿美元，综合国力也将有所增强。然而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经济规模抑或综合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上述三个变化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受到了抑制，中国经济表现虽然不错，但对东亚经济的上拉作用是有限的。然而，国际社会依然看好东亚经济发展前景，英国《经济学家》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都预测今后10-20年，东亚年均经济增长率仍可保持在5-6%。值得提及的是联合国贸发组织首次编发的发展中国家50家大型企业，三分之二集中在东亚，有人甚至预测21世纪中期前后，世界500家大公司至少有一半将把总部设在东亚。东亚经济前景看好的主要依据是：首先，东亚具有良好的传统，包括工作勤奋、习惯于储蓄等；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其次，金融危机虽伤其“元气”，但并未摧毁几十年高速增长所奠定的基础。区域“内循环能力”的增强将进一步加强东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与竞争的能力。再次，尽管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可谓开局不利，但今后10年，世界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虽低于2000年的周期性高点，然而将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渡边利夫教授曾撰文指出，今后即使是日本经济不景气，也会出现替代日本的“主导国群”带动后进国的经济增长，以维持整个东亚经济的繁荣。为此去年日本政府发表的《贸易白皮书》首次承认，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已经崩溃”，“亚洲进入大竞争的时代”。
二、 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是地区经济发展和时代潮流的要求
金融危机的经历使东亚认识到要想克服上面所提及的经济“瓶颈”，再创经济辉煌，必须加速自身的经济调整与改革，必须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贝尔·巴拉萨认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和种种措施。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差别待遇的消失。经济一体化最初是用于经济的微观层次，其主体是企业，即由各国企业出面实行的经济联合。50年代初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转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国与国之间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联合。如西欧国家建立的欧洲煤钢联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又有新的变化，一是指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通过商品、资本、技术、劳务等的流动而实现的相互开放，相互融合。二是指在客观的国际经济联系及结合的基础上，两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为谋求共同利益或解决矛盾，通过条约、协议、谈判等而实现的经济联合。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域相邻近的国家，在经济联系愈益紧密的基础上，相互采取比区域外国家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政策，并在体制框架、调节机制上结合成经济联合组织或国家经济集团。贝尔·巴拉萨最早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亦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他认为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全球统一，将不同国家的经济整合成一个经济实体。严格地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从一体化涉及的地域范围及广度考量，一体化分为区域一体化、次区域一体化、跨区域一体化。按其成员国而言，有发达国家组成的或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的一体化经济组织，也有发展中国家组建的一体化经济联合体。
目前，全球究竟有多少区域一体化经济合作组织，各方的统计口径和数字不一。1994年，在世界贸易组织登记的区域协定有109个，1996年增至144个，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为68个，日本贸易振兴会的报告为101个，其中欧洲39个，南北美洲40个，亚洲6个，非洲8个，大洋洲1个，跨区域组织7个。尽管统计口径不同，但区域一体化组织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则是无须争论的现实，而且多是90年代的产物，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东亚地区称得上真正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实际上只有1967年8月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组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1984年和1995年文莱和越南先后加入。1997年东盟成立30周年时，缅甸、老挝、柬埔寨同时宣布加入，从此“小东盟”扩大到“大东盟”。
35年来，东盟所取得的业绩，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随着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以及东亚经济形势的变化，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于1990年倡议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其成员包括东盟和中日韩。1995年，由于推动亚欧合作，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开始加紧磋商，并于1997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了首届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东亚发展前景、亚欧会议及金融危机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讨论。1998年12月，东亚领导人又在河内聚会，会议议题是加强地区合作，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地区经济增长等问题。1999年12月，东亚领导人马尼拉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对其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第4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就落实马尼拉《声明》提出了促进合作的具体措施，肯定了清迈金融合作协定，并同意就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全面加强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了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以及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朱镕基总理在“10+1”会议上提出三项建议，一是确定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重要合作领域；二是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三是加强政治互信与支持。由此可见，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领导人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
据东盟秘书处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其双方相互投资、贸易及经济增长都将产生正面和积极的影响，使双方的经济发展达到双赢，并能加速推动日本、韩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及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
加强区域合作，再创经济辉煌是东亚各国的共同责任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