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在長遠

﹛﹛東盟建議与中國挂鉤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有助于克服東盟的脆弱性﹛作為亞洲地區唯一的區域經濟組織，東盟推行的經濟一体化与歐盟及其他區域一体化組織相比有鮮明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東盟之所以采取推進經濟一体化的措施，是東盟國家在變化了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下出于确保政治和經濟安全的需要，而非僅為建立東盟內部市場以抗拒外來競爭，因此東盟在1967年8月成立以來，主要的成就是在外交与安全方面，經濟表現一般﹛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机不僅暴露了東盟成員國的經濟脆弱与缺點，而且也使東盟面臨經濟增長后勢乏力的困境﹛隨著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原本复蘇無力的東盟經濟又備受打擊，出口制造業劇烈萎縮，外資流入迅速減少，區內經濟合作也陷于停頓﹛

﹛﹛

﹛﹛東亞經濟体普遍出現90年代后半段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比90年代的平均水平要低，而90年代的平均水平又比1980－1999年的平均水平低一大截，經濟增長后勢乏力的現象﹛其中，只有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速度雖然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相當高的水平﹛

﹛﹛

﹛﹛中國在2000年已是東盟的第6大貿易伙伴，雙方貿易額達到400億美元﹛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國与東盟各國的貿易往來將大大加強﹛利用自由貿易協議跟中國的經濟挂鉤吸引外資﹛穩定貨幣﹛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從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開放中搶先獲益，既可助東盟解燃眉之急，又可推動東盟經濟一体化進程﹛這种取長補短的作法，不僅可以幫助東盟走出艱難，還有助于在東亞形成与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保持平衡的力量，應付這些外來地區的經濟挑戰，防止東盟的聲音在經濟全球化中被逐漸湮沒﹛

﹛﹛

﹛﹛而對中國來說，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更多的是利在長遠﹛建立區域內部市場可以抗拒外來競爭，這是一方面﹛此外，隨著日本經濟的持續衰退，日本為雁首的東亞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雁陣已經瓦解，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不僅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的開放和發展﹛為西部開發戰略提供助力﹛抵御其他區域一体化組織發展帶來的貿易內部化對中國出口市場的衝擊，而且有助于中國在東亞的國際分工中构建新的中國處于前位的雁陣，從而形成并加強新的中國与東亞的互動增長關系﹛

﹛﹛

﹛﹛与APEC組織不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不僅包括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還把政治目標作為自由貿易區的重要內容﹛通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机制有利于雙方改善其地緣政治環境，促進南海主權紛爭的解決，打擊跨國犯罪活動，促進環境污染治理，遏制非法移民以及國際毒品走私活動等等方面的非經濟合作﹛有利于雙方在國際事務中贏得更多的支持，使區域安全更有保障﹛

﹛﹛

﹛﹛面對挑戰

﹛﹛

﹛﹛中國和部分東盟經濟体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中國和部分東盟經濟体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東盟自由貿易區成員今后的一個最大挑戰是如何協調自由貿易區成立的步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目前實際存在3個時間表﹛由于東盟有6個成員（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泰國）和中國同時又是APEC成員，按照APEC的貿易自由化時間表，這些國家在2020年前將實現貿易自由化﹛依照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目前的進展，在未來10年內實現中國与東盟的貿易自由化，對所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員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時間表﹛此外東盟內部還有一個自由化的時間表，也就是在2010年建立東南亞自由貿易區，2018年之前區內貿易關稅降為零﹛但這個時間表對東盟成員是區別對待的，東盟老成員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自由化進度較快，東盟新成員相對落后，自由化進程也相應落后﹛

﹛﹛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各個成員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巨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在100倍以上，遠遠高于歐盟內部16倍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內部30倍的差距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各不相同，合作的目標和承受能力也不盡一致﹛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如果他們促進自由貿區的步伐跑得太快，其他經濟比較落后的成員國跟不上，自由貿易區合作將難以深入開展﹛因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最終時間表安排上的妥協將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合作過程中的一個复雜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