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亞經濟發展的三個新變化

﹛﹛1997年東亞爆發金融危机之前，該地區經濟增長不僅速度快，而且持續的時間長，人均產出增長一倍所用時間比發達國家短得多﹛東亞現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造船量占世界70%）及最大的鋼鐵厂（鋼鐵產量占世界的40%）﹛家電產量即使不把日本計算在內，東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家電生產基地﹛東亞NIES﹛東盟和中國的外匯儲備早在1994年6月就已達3466億美元，首次超過美歐6個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總和﹛如果加上日本的外匯儲備（2000年末為3616億美元），那么東亞現今業已是世界最大的﹛金庫﹛，許多國家已把吸引和利用外資的注意力集中在東亞﹛上述情況改變了東亞在世界經濟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東亞的經濟規模﹛對外貿易和主要產品生產均已接近或超過世界30%的水平，這三個30%是東亞經濟地位提高的重要標志﹛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東亞經濟發生了新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日本經濟持續不景气，日本政府為阻止其經濟惡化采取的財政赤字政策未能奏效，日本央行將利率降至接近零利率的低點，也未能使企業多融資﹛消費者多增加消費支出，引導經濟步入以民間需求為主導的自律軌道﹛再加上景气對策失去效力，財政狀況繼續惡化，不良債權難以消除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使90年代成為日本﹛失去的10年﹛﹛去年底日本政府發布的年度報告已將2001年初制定的1.7%的增長目標修正為負1%，2002年度的增長目標鎖定為﹛零增長﹛，而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則預測，2001年度和2002年度日本經濟將連續兩年呈現負增長﹛盡管如此，迄今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其經濟總量約為4.7万億美元，人均GDP略高于美國，并擁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術，在微電子﹛半導体﹛計算机﹛工業机器人﹛超導應用﹛光線通訊等新興產業和高技術領域，以及在碳纖維﹛納米技術等新材料領域都具有相當的优勢，即使是某些傳統產業也維持著絕對优勢﹛因此，日本的經濟潛力依然是巨大的﹛

﹛﹛第二個變化是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現時代，美﹛日﹛歐世界經濟三大支柱，其經濟同步趨緩或衰退以及日元大幅貶值，使東亞多數發展經濟体繼金融危机后，又再次面臨經濟災難，呈現﹛四少﹛現象，亦即出口減少﹛投資減少﹛需求減少﹛就業減少，因此，2001年有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經濟負增長，有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僅維持在1-3%之間，与2000年的經濟表現形成了明顯的反差﹛此次東亞經濟遭受到的﹛寒流﹛，并不是由于貨幣投机者的狙擊所致，其﹛病根﹛出在自身存在的結构性因素：

（一） 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導致經濟劇烈波動

﹛﹛東亞區域內的經濟合作﹛貿易与投資的往來盡管日趨密切，但并沒有擺脫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就日美貿易來說，日本對美國出口，1976年為156.9億美元，1986年為804.6億美元，1995年為1208.6億美元，分別占當年出口總額的23.34%，38.47%和27.29%﹛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開始增加對區域內的投資，區域內貿易所占比重不斷上升，但美國作為日本最大出口市場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現在日本對美國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30%﹛

﹛﹛東亞發展經濟体不僅依賴于美國市場，也依賴于日本市場﹛有些國家對美日兩國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甚至超過80%，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商不僅按照美﹛日消費者的愛好特點和市場的技術標准去組織生產，而且接受美日金融机构的出口信貸﹛因此，美日經濟波動以及貿易保護的抬頭，對東亞發展經濟体具有极大的殺傷力﹛出口市場多元化及擴大內需是東亞多數國家經濟調整与轉型的必由之路﹛

（二） 債務結构不合理，不良債權難以消除

﹛﹛金融危机爆發后，東亞國家通過調整外債結构，整頓金融秩序，改革金融体制，加強資金監管，較為有效地穩定了金融市場，緩解了不良債權的壓力﹛但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的不良債權依然十分嚴重，不少國家的外債負擔甚為沉重，而且其債務主要是公司和銀行而不是政府所借，因而清理債務的難度較大﹛与此同時，東亞國家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秩序整頓雖已進行，但較為遲緩，導致金融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未完全消除﹛調整債務結构，減輕外債負擔及不良債權壓力是東亞必須解決的結构問題﹛

（三） 未能擺脫嚴重依賴進口能源的結构性約束

﹛﹛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菲律賓等都是﹛能源依賴型國家﹛，其能源在進口中有較高的比重﹛2000年，中國進口原油7600余万吨，突破億吨的目標已為期不遠﹛高油价被打入企業生產成本，必將導致產品价格上漲，削弱出口競爭力﹛如果東亞的產業結构擺脫不了高耗能的制約，必然會拖累其經濟增長﹛

（四） 技術創新不足，高速增長難以為繼

﹛﹛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教授克魯格曼早在1994年就指出，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投入的大量增加和資源的惊人動員上，而不是建立在效率和知識提升的基礎上，換言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高﹛由于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的投入不可能無止境的增加，因而只靠投入增加而沒有提高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必將陷入收益遞減的結局，高速增長的局面難以持久﹛克魯格曼的某些提法雖說有些偏頗﹛然而，越來越多的人們業已認識到東亞經濟，特別是東盟和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的轉換之中，而要實現這一轉換，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极為重要的﹛從技術創新角度看，東亞經濟發展的技術源泉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盡管日本在民用技術和應用技術等方面較有优勢，但在基礎科學研究和尖端技術研究方面与美國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因而使其經濟發展顯得后勁不足﹛

﹛﹛第三個變化是經過20余年的改革和開放，中國已提前實現了第一步和第二步發展戰略目標，初步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開放經濟，使其經濟体制和運行机制逐步与世界經濟﹛接軌﹛和﹛融合﹛，人民生活開始步入小康水平﹛就經濟總量而言，中國已躍居為世界第6位﹛但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与質量﹛今后的國際競爭已不僅僅是經濟總量的競爭，而是更加著重于經濟質量﹛科技水平﹛人力資源素質以及參与國際經濟活動的程度及影響的全面較量，亦即綜合國力的競爭﹛2010年前，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仍將維持在略高于7%的水平，到2010年底，其經濟總量將超過2万億美元，綜合國力也將有所增強﹛然而与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無論在經濟規模抑或綜合國力等方面，都還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上述三個變化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受到了抑制，中國經濟表現雖然不錯，但對東亞經濟的上拉作用是有限的﹛然而，國際社會依然看好東亞經濟發展前景，英國﹛經濟學家﹛和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都預測今后10-20年，東亞年均經濟增長率仍可保持在5-6%﹛值得提及的是聯合國貿發組織首次編發的發展中國家50家大型企業，三分之二集中在東亞，有人甚至預測21世紀中期前后，世界500家大公司至少有一半將把總部設在東亞﹛東亞經濟前景看好的主要依据是：首先，東亞具有良好的傳統，包括工作勤奮﹛習慣于儲蓄等；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積极融入經濟全球化﹛其次，金融危机雖傷其﹛元气﹛，但并未摧毀几十年高速增長所奠定的基礎﹛區域﹛內循環能力﹛的增強將進一步加強東亞參与國際分工﹛合作与競爭的能力﹛再次，盡管新世紀伊始，世界經濟可謂開局不利，但今后10年，世界經濟基本面依然良好，全球經濟年均增長率雖低于2000年的周期性高點，然而將高于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值﹛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渡邊利夫教授曾撰文指出，今后即使是日本經濟不景气，也會出現替代日本的﹛主導國群﹛帶動后進國的經濟增長，以維持整個東亞經濟的繁榮﹛為此去年日本政府發表的﹛貿易白皮書﹛首次承認，以日本為領頭雁的﹛雁行模式已經崩潰﹛，﹛亞洲進入大競爭的時代﹛﹛

二﹛ 加強東亞區域合作是地區經濟發展和時代潮流的要求

﹛﹛金融危机的經歷使東亞認識到要想克服上面所提及的經濟﹛瓶頸﹛，再創經濟輝煌，必須加速自身的經濟調整与改革，必須加速區域經濟一体化的步伐﹛

﹛﹛區域經濟一体化是當今時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貝爾﹛巴拉薩認為經濟一体化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种狀態﹛就過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國經濟單位之間的差別待遇和种种措施﹛就狀態而言，則表現為各國間各种形式差別待遇的消失﹛經濟一体化最初是用于經濟的微觀層次，其主体是企業，即由各國企業出面實行的經濟聯合﹛50年代初區域經濟一体化開始轉向以政府為主導的國与國之間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聯合﹛如西歐國家建立的歐洲煤鋼聯營﹛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經濟一体化的含義又有新的變化，一是指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通過商品﹛資本﹛技術﹛勞務等的流動而實現的相互開放，相互融合﹛二是指在客觀的國際經濟聯系及結合的基礎上，兩個以上國家和地區為謀求共同利益或解決矛盾，通過條約﹛協議﹛談判等而實現的經濟聯合﹛因此，區域經濟一体化是地域相鄰近的國家，在經濟聯系愈益緊密的基礎上，相互采取比區域外國家更為開放﹛更為自由的政策，并在体制框架﹛調節机制上結合成經濟聯合組織或國家經濟集團﹛貝爾﹛巴拉薩最早提出了區域經濟一体化的五种形式，亦即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和完全經濟一体化﹛他認為一体化的終极目標是全球統一，將不同國家的經濟整合成一個經濟實体﹛嚴格地說，區域經濟一体化組織形式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從一体化涉及的地域范圍及廣度考量，一体化分為區域一体化﹛次區域一体化﹛跨區域一体化﹛按其成員國而言，有發達國家組成的或以發達國家為主導建立的一体化經濟組織，也有發展中國家組建的一体化經濟聯合体﹛

﹛﹛目前，全球究竟有多少區域一体化經濟合作組織，各方的統計口徑和數字不一﹛1994年，在世界貿易組織登記的區域協定有109個，1996年增至144個，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為68個，日本貿易振興會的報告為101個，其中歐洲39個，南北美洲40個，亞洲6個，非洲8個，大洋洲1個，跨區域組織7個﹛盡管統計口徑不同，但區域一体化組織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則是無須爭論的現實，而且多是90年代的產物，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東亞地區稱得上真正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實際上只有1967年8月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五國組建的東南亞國家聯盟﹛1984年和1995年文萊和越南先后加入﹛1997年東盟成立30周年時，緬甸﹛老撾﹛柬埔寨同時宣布加入，從此﹛小東盟﹛擴大到﹛大東盟﹛﹛

﹛﹛35年來，東盟所取得的業績，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隨著世界范圍內區域經濟一体化趨勢的快速發展以及東亞經濟形勢的變化，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于1990年倡議建立﹛東亞經濟核心論壇﹛，其成員包括東盟和中日韓﹛1995年，由于推動亞歐合作，東盟和中日韓領導人開始加緊磋商，并于1997年12月在吉隆坡舉行了首屆東盟和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東亞發展前景﹛亞歐會議及金融危机問題進行了廣泛地討論﹛1998年12月，東亞領導人又在河內聚會，會議議題是加強地區合作，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地區經濟增長等問題﹛1999年12月，東亞領導人馬尼拉會議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對其合作的原則﹛方向和重點領域達成了廣泛共識﹛2000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第4次東亞領導人會議，就落實馬尼拉﹛聲明﹛提出了促進合作的具体措施，肯定了清邁金融合作協定，并同意就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和全面加強經濟合作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了東盟与中日韓領導人以及中國与東盟領導人會議﹛朱噷基總理在﹛10+1﹛會議上提出三項建議，一是确定中國与東盟之間的重要合作領域；二是建立中國与東盟自由貿易區；三是加強政治互信与支持﹛由此可見，東亞金融危机以來，東亞各國領導人加快了區域經濟合作的步伐﹛

﹛﹛据東盟秘書處的一項研究報告，中國与東盟自由貿易區對其雙方相互投資﹛貿易及經濟增長都將產生正面和積极的影響，使雙方的經濟發展達到雙贏，并能加速推動日本﹛韓國与東盟的經濟合作及中日韓東北亞經濟合作机制﹛